家乡沦陷 远去成都

1919年春天，我出生在北京东边一个郊县农村。童年印象，走在村子外，往北看是绵绵不断的燕山，往南是流淌的白河，我家就在河西岸。

8岁时，父亲把我带到通州，上那里的潞河学校。那个学校出了很多名人，如周文彬、蔡德辰、孔祥熙、费启鹤、马文昭、黄昆、侯仁之等。

晚清，英美教会在北京建了汇文协和大学、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大学。经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后，这几个学校都被战火毁了，想重建，很难，因教会派系的关系，对哪个做主管争论不休。最后找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司徒雷登。他是在杭州出生的美国人，11岁时才回美国受教育。司徒雷登把几个学校组织起来，成立燕京大学，就在圆明园和颐和园附近。1937年，我在潞河初中——我的初中毕业典礼上，听过他一次演讲。他讲的题目是《中国的小西天——中国的天府之国》。讲他到四川，逆扬子江而上、过三峡，一路的绮丽风光和数次历险，到了成都。四川本很封闭，由于有华西协和大学，和国际交往频繁，某些方面很开放。司徒雷登特别说到，看到华大的牙医学院，很惊讶。在那么一个周围是大山，交通落后封闭的地方，有一个高水平的专业学府，不可思议。按照他的说法，那是东方牙医的最高学府，亚洲第一。这席话决定了我终身的选择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到北平，考入一个教会名校——育英中学高中部，1940年毕业。也许是受教会学校影响，认为助人是一生的快乐，就想学医。那时，日本侵占北平已3年，大多数大学都迁了，只剩下燕大和辅仁大学。当时还有一个机会，山东齐鲁大学主要部分撤走了，还剩一部分人留在济南办医学预科。

1940年夏，我约几个同学一起考入齐大医学预科。学校在济南南城外千佛山脚下，紧靠城墙。城里是医院和一些外籍教师住宅，城外是主校园区。教学楼是大屋顶，还有一所叫康穆堂的教堂，全是用白花岗石建成，非常漂亮。

教专业课的大部分老师走了，只剩一些外籍教师，及少数几位中国教师。

1941年冬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12月8日夜里，大概两三点钟，日本兵封锁校园，逮捕了所有的外籍教师，送进山东潍坊附近的一个集中营。有个外科医生，我们叫他孟医生，是英国人孟和礼的儿子，喜欢画画，我常跟他一起写生。我画粉笔画，他也送我些颜料什么的。那天，他匆忙和我告别，告诉我，他把一批甲骨埋起来了。那时，齐鲁图书馆的柜子里放着很多珍贵文物，也不知道那些珍宝后来的下落。

讲述者王翰章先生 岱峻摄于2007年

日本兵抓走老师，也把我们轰出校园，我又回到北平。一个无业青年是危险的。我拿齐大一年半的学分，到辅仁大学借读生物系。辅仁大学是罗马公教捐资创办的，此时医院和学校还在办，也受政治因素干扰，课程受北平日军干预，必开日文课。学生不愿做亡国奴，反感日文课。一天，大家正在说笑，教日文的日本老师进来了。他首先注意到我。王姓字母打头是“W”，我坐在稍微靠前的座位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用日文；我用中文回答，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，大家笑得不行。他很生气。我也莫名其妙，就把课本从窗口扔了出去。后来，有警察通知我家，叫我去警局。下午4点，我去家附近的一个警局，守卫把我带过一个又一个的院子，最后到一间没有窗的屋子，他们丢下话，“在这等着”。那是冬天，四周透着寒气，我坐在土炕上，等啊等，很久不见人，心里恐惧，也没吃晚饭。夜过近2点钟，来了一个警察，把我喊去，“去吧，叫你回话。”把我带到他们一个头目那儿，问我姓名、年龄、家住在哪儿。最后他说，“青年人要守规矩。不能跟日本人作对，否则就不是在这谈的问题。这次警告，下不为例。”走出警局，天快亮了。是怎么得罪他们的，我想到日文课事件。到家，一家人喜出望外。母亲说：“听说你去了警局，我跑了五趟，没人回答我，还把我轰走。”

那段时间常听到有青年学生被逮捕的情况。北平不能再留了。我有些中学大学同学，听说齐大迁到四川成都，就想到大后方继续读书。和父母商量，他们说，这么远，又在打仗，怎么走？留在北平更危险。我和中学同桌李梦鱼商量，决定一起去成都。

那是1942年秋天一个清晨，按照约定梦鱼先到我家。父母无可无不可的，含泪看着我走出家门。踏上南下的火车，由徐州转到商丘。下车后，看见都是日本兵站岗，我们先躲进一个小旅馆，按照梦鱼父亲的设计，先打听怎么到安徽界首。商贾一般都走这条线。按照旅馆张老板嘱咐，我们雇一个架子车拉行李卷，也相当于带路。河南老乡淳朴，告诉我们只有走小路，汽车路有日本人来回巡查。从商丘到亳州，那里是曹操家乡。拉车人把我们送进城转身就走。我们只好另雇当地的车，出亳州西门，是汪伪军把守，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一半。继续前走，走到三不管的土匪区。又走，走到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防地。还好，他们只拿走我们一点东西，已所剩无几了，终于到了界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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